第2321节（1/2）
可以把2货作为一代移民中典型的心理变态案例研究。|經|典|xia|說|jdxs.|
大陆向欧美的一代移民往往以学工科的居多，人文知识原本就相对贫乏；这些很不容易，因移民中男多女少，本身婚配就存在严重性别失调；而这么少的女生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嫁给白人，导致性别失调更加严重。而剩下的这批单身男移民，娶了白人女子的比例非常低，甚至不会高过1%。这些职业撸管族长期处于性压抑氛围下，而且融入当地文化非常困难，又常面临失业威胁，自卑、压抑、愤懑、恐慌，却又试图寻找优越感，证明自己生存的价值，多种合力造成不少类似二货（以及他贴出来的那些帖子的贴主）那种变态心理。
首先，人很难改变。心理学已解开这个答案，人一生的行为，无论如何是不能摆脱成年影子的。价值观指导着人每一个重大决策，追根溯源都能在童年找到根源。
其次，人是可以改变的；但人的改变必须是主观能动的，必须是自己主动地寻求成长，克服自己，战胜自己，才能获得进步或转变。
第三，外力，他人，可以对人的改变造成一种客观环境，而客观环境反映在人的头脑中，会对人带来一些改变。但这种改变是好是坏，外力却很难把握。同样的事，发生在不同价值观的人身上，会有完全不同的后果——当你对一个人非常好，或许得到的是感恩，或许得到的是进一步刺激其贪婪；当你对一个人非常凶狠，或许换来的是仇恨与反抗，或许换来的是崇拜与服从。同样是毛式暴政，有人对他嗤之以鼻，有人对他崇拜爱戴。对于从未体会过自由与独立、不能代表自己的人而言，毛就是庇护他们的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保护神，保护着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而对于习惯于独立思维与自由选择的人们来说，毛是个不可饶恕、罪恶滔天的暴君与蠢材。
第四，所以要想改变他人，必须完全懂得对方的心理，也懂得自己的心理，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和耐心，采取因人而异的战术，同时还要有足够的实力突破对方的心理壁垒。这种要求，对不熟悉心理学、没有足够的人生经验和智慧的人而言，是很难做到的。而即使能够做到，也要权衡下这种功夫具有多大价值。
从大学时起，直到几年前，长达20年时间我都在研究苏联历史，主要信息来自苏联方面的材料。无论是赫鲁晓夫回忆录，还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多勃雷宁、崔可夫等人的传记，以及阅读过有关中苏关系的一切的苏方资料，都未发现过60-70年代苏联有入侵中国的任何计划。相反，除了赫鲁晓夫外，其他苏联领导人提及中国，口气还相当温和，都把中苏交恶看成一种遗憾。而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恶化了中苏关系。赫鲁晓夫10月14日下台当夜，苏联新领导人就通报给中共，而且是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亲自登门通报方式，延续了两党过去就重大决定先进行内部通报的做法，可谓给足了面子。
然而，1964年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喝得酩酊大醉，在向贺龙敬酒时说：“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马利诺夫斯基是军人，也不是苏联主要领导成员，他在醉酒时说的话，一方面是他自己的言论，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对中苏关系缓和的期待——他认为是毛和赫鲁晓夫的矛盾损害了中苏关系。
贺龙向周恩来反映这一情况后，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等人指出这是严重挑衅。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后，表示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表示道歉，但周恩来坚称是“酒后吐真言”，带团退场表示抗议，并用急电向北京报告了此事。本身一个非领导成员在醉酒状态下的一句戏言，并且已由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道歉，此事就该过去；而中国代表团揪住不放，只能表明当时中国的个人崇拜严重到损害国家利益、干扰对外关系的程度，即便在周这位高级领导人心中，毛也成了摸不得碰不得的老虎屁股。
8日上午，毛知道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继续小题大做，把苏共新领导人定性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他还说，“既然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即使苏共新领导道歉，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谈其他问题。”会后，以特急电形式指示要抓住这件事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甚至要“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
8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到中共代表团下榻的宾馆登门宴请并再次就马利诺夫斯基事件致歉，但中国代表团因接到了毛的指令，本着“大吵、闹僵”原则，导致最后不欢而散。同时中共代表团按照毛的指示，频频在莫斯科会见各东欧国家代表团，尖锐指责苏共新领导人“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矛盾、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等等，在别人家门里拆别人的台；并直接了当要求苏联放弃“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对外关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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